Nature 埃博拉前线报道：医疗工作者与子弹、政治和致命病毒的斗争

近日，Nature 杂志在其官网封面独家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如何与子弹、政治和致命病毒作斗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省份一个长期被遗弃的战区，对埃博拉病毒的研究正在这里取得进展。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总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博士的首要工作是要阻止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此次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历史上第二大疫情。尽管有了新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来治疗这种疾病，但由于治疗没有惠及所有需要治疗的人，死亡率仍飙升至 67%。

武装组织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唯一挑战。许多居民不愿意接受埃博拉救援人员在那里提供的帮助。对外界根深蒂固的怀疑来自该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冲突、剥削和政治腐败。

在过去的 25 年里，战争摧毁了任何可靠的、规范的医疗系统。对此，Tedros 解释说:「埃博拉病毒的爆发是一种症状，但根本原因是政治不稳定。」

暴力和不信任

来自纽约大学的一个非营利性调查项目刚果研究小组表示，在过去三年中，约有 1900 名平民在 Kivu 被屠杀，另有 3300 人被绑架。一周前在埃博拉疫情严重的 Ituri 省发生的冲突造成 160 人死亡，30 万人逃离家园。

而这，几乎没有成为新闻。

负责世卫组织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官员 Ibrahima Soce Fall 说到：「这里的人不相信有人关心他们，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所以很难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

图片来源： Congo Research Group

自 1996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蔓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后，东部地区就陷入了战争。期间，至少有 8 个非洲国家卷入了这场后来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的战争。

到 2007 年，随着社会的崩溃，大约有 500 万人死于暴力、疾病和营养不良。

2018 年 8 月 1 日，在 Beni 附近采集的一名患者血液样本中检测到埃博拉病毒呈阳性。当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 OlyIlunga Kalenga 紧急宣布，病毒首次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

一周之内，卫生部、世卫组织及其他援助组织便开始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世卫组织紧急行动司的流行病学家也赶到了现场，调查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情况。他们试图了解每个人是如何被感染的，并寻找这些人生病时接触过的任何人。

工作人员对这些接触者进行了 21 天的监测，以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症状，如呕吐和发烧。如果他们怀疑病人感染了病毒，就会在病毒传播前进行隔离。这一措施被称为接触者追踪（Contact Tracing）, 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关键。

图片来源：WHO

到了 12 月，疫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严重的疫情。当时的总统 Joseph Kabila 禁止 Beni 和 Butembo 的 100 多万人（即反对党的大本营）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投票，并将此归咎于埃博拉和安全局势。

但许多公民认为，这是在对总统长达 18 年的钳制之后，几乎不加掩饰地试图保留权力的行为。

随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动荡的示威活动。在 Beni 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个埃博拉中心被洗劫一空，但与此对比，对埃博拉应对措施的真正损害是将疫情政治化。

一名警察在 Katwa 的一家诊所外站岗

图片来源: John Wessels for Nature

今年 1 月，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是一场骗局，导致选举后的不信任程度加剧。2 月 24 日晚，袭击者烧毁了 Katwa 的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三天后，他们在 Butembo 点燃了另一个中心的车辆。

出于安全考虑，无国界医生组织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从 Butembo 和 Katwa 地区疏散了工作人员，由此产生的空缺由世卫组织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共同填补。到 3 月初，这些组织已经重建了设施。

但一周后，袭击者再次伏击了其中一个中心，杀死了一名值班警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Tedros 来到布满弹痕的诊所慰问工作人员。并宣布队伍将会加倍投入兵力而不是逃跑。然而 4 月，一位流行病学家 Mouzoko 在 Butembo 的一家医院被枪杀。

Aloya 的卫生工作者试图说服一位母亲将她的孩子送到埃博拉治疗中心

图片来源: John Wessels for Nature

目前疫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世卫组织的埃博拉应对人员几乎都是非洲人，均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塞内加尔和其他法语国家。

对此，Fall 表示：「这是非洲对抗疫情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迹象。我是一个非洲人，当我看到自己的人民受苦时，就像我的家人也在受苦一样，我必须做点什么。」

到今年 6 月，联合国驻刚果 (金) 维和特派团团长 David Gressly 以埃博拉紧急协调员的身份介入。大约 3000 名联合国士兵已经被部署到 Butembo 和 Beni 周边地区。

那个月，Tedros 再次回到这里，与 Gressly 一起检查疫情的过渡情况，并获得了该国的重要人物支持，使得疫情变得非政治化。

尽管 Tedros 的背景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流行病学家，但在他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的复杂性时也显现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的经历。

他曾在自己的祖国埃塞俄比亚担任卫生部长，2012 年至 2016 年担任外交部长。2017 年 7 月，他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位非洲领导人，并说到:「当我访问非洲时，他们明白我理解他们的处境。」

士兵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城市布滕博巡逻，该市饱受冲突和埃博拉的困扰

图片来源: John Wessels for Nature

混乱中的批评

随着分析人士和研究人员对 Tedros 没有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 PHEIC) 提出批评，疫情在国际上传播的风险日益加大。

一些观察人士也在担心，世卫组织正在重蹈西非疫情的覆辙。当时，批评人士指责该组织忽视了危机升级的迹象，并首先推卸了援助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责任。

埃博拉应急人员对 Aloya 一户人家进行了消毒，该户人家已有 3 人死亡

图片来源: John Wessels for Nature

这些观点很重要，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靠政府和慈善家的捐款维持运转的，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的投资价值。

作为对这些指控的回应，世卫组织在 2016 年制定了一项紧急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一项拟议的 1 亿美元应急基金，以便在危机中迅速动用。来自应急基金的资金使世卫组织得以在埃博拉疫情开始时立即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派遣流行病学家和物资。

但到今年 7 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耗尽了应急基金，迫使它缩减了对世界各地其他灾难的支持，比如巴基斯坦儿童艾滋病毒的激增。到了 8 月份，这笔钱只剩下 870 万美元，捐赠者没有提供足够的额外资金。

在 2019 年上半年，他们向世卫组织提供的用于应对埃博拉的 9800 万美元资金还不到其要求的一半。该机构估计，今年下半年的应对措施将耗资近 3 亿美元。

7 月 17 日，Tedros 拉响警报，宣布暴发为 PHEIC。

脆弱的国家

今年 6 月，医学人类学家 Julienne Anoko 坐在 Okapi 酒店的游泳池旁，屋顶上狙击手据点的剪影是这座城市被围困的唯一标志。2014 年，她推出了埋葬埃博拉病毒感染尸体的仪式，安抚了哀悼者和传染病专家，从而平息了几内亚的紧张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后，世卫组织立即将她送往了 Kivu 北部，让她领导一个由 40 名其他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的目标是改变社区的行为，让人们允许采取侵入性措施，比如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埃博拉急救人员用氯溶液浸泡物品。

在布滕博，特德罗斯向埃博拉应对者们致以非正式的问候

图片来源: John Wessels for Nature

7 月和 8 月，武装组织杀害和绑架了更多刚果民主共和国平民。作为回应，Beni 的居民举行了针对联合国部队和未能保护他们的当局的抗议。截至 9 月 7 日，埃博拉病毒已感染约 3080 人，造成 2060 人死亡，并向厌战的 Kivu 省南部蔓延 700 公里。

让流行病专家感到恐惧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疫情代表着一种复杂的紧急情况，任何卫生机构都无法迅速遏制。埃博拉病毒和其他致命病原体将继续从动物蔓延到人类，而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将有助于感染的传播。

这次疫情最终会结束，但它也将导致数万人死亡，并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Tedros 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时，他的首要议程不是紧急应对，而是全民医疗保健，如提供抗生素、疫苗和实验室等。

Tedros 说：「控制埃博拉应该是直接了当的，需要政治稳定和健全的卫生系统。如果没有它们，刚果民主共和国、也门和全球其他分裂地区将继续发生新一轮数百万美元的悲惨卫生灾难。只要这些地方还这么脆弱，这种情况就会继续发生。我们将治愈埃博拉，但是它明天仍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