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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时期的生物学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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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博物学和解剖学发生了新的兴趣。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医
        学的一部分,而且热心的研究人员又大多都是医学教授或从业医生。
        对药用植物的研究在整个中世纪后半期都很普遍,这反映在草药书的数量上,特别
        是在Theophrastus和Dioscorides的著作重新问世之后。但是主要由于Brunfels,Bock,
        Fuehs的植物志才预示了在植物研究中“回到自然”这一运动的到来。旅行的影响最终
        也使人感到其解放思想的作用。这开始于十字军东征,接着是威尼斯商人的远游(如马
        可波罗到中国)以及葡萄牙水手的航行,最终反映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上(1492)。这
        些旅行的决定性成就之一是突然发现了遍布全球的动植物的广泛多样性。这种成就导致
        了几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发行,如Wotton,Gesner,Aldrovondi的博物志,Belon
        的鸟类志,Rondelet的海洋生物志等等。
        解剖学是在中世纪医学校中讲授(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并按一种特殊的书本上
        的方式;医学教授背诵盖伦,助手(“外科医生”)则解剖尸体的相应部分。这种教学
        方式很糟糕,教授的讲演和议论完全只是复诵或解释盖伦,并被认为这比实际解剖重要
        得多。将这套方式完全改变过来的是维萨纽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他
        本人积极参与解剖并发明了新解剖工具,最后并出版了附有精彩插图的《人体解剖》
        (De Humani Cornoris Fabrica。1543)。在这本书中他更正了盖伦的很多错误,然而
        他本人作出的新发现很有限并且在生理学解释上仍然保留了亚里斯多德的格式。尽管如
        此,维萨纽斯毕竟开创了解剖学的新时代,从依赖传统教材转变到根据亲身观察。他的
        后继者,包括Fallopio,Fab-ricius ab Aquadepente,Eustacchi,Cesalpino,
        Severino,不仅在人体解剖上有重要发现,而且其中有些人对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也作
        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它为生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应用科学,即工程技术,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为看待事物的全新观点铺平了道路。世
        界观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在伽利略(1564-1642)及其学生的思想中达到了第
        一次高峰。在他们看来,自然(界)是受定律制约的运动着的物质系统。运动是一切事
        物的要旨、核心,而一切事物又必然有其机械(性)原因。伽利略对量化(定量)的重
        视和强调,表现在他的箴言中:“计量一切可以计量的,无法计量的也应使之可以计
        量”。这就导致了仪器的开发与应用以便确定量;导致了对正常状态的计算以建立普遍
        规律;并且明确了在科学研究中应当依靠观察和实验一而不是依靠权威的片言只语。这
        就意味着特别要否定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经由托马斯主义者的影响变
        得如此地具有权威性。
        对亚里斯多德的责难不仅来自物理学家,也来自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反对亚
        里斯多德主义上特别积极,也是归纳法的创导者,虽然他本人的生物学学说是完全演绎
        推理的。培根的伟大功绩在于对权威进行无休止的挑战,并且强调人们的知识的不完全
        性,这和中世纪认为人们的知识是完全的截然相反。
        就生物学而言,科学革命最积极的贡献是对研究工作采取了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就
        是完全否定了只靠逻辑探求真理的经院哲学。更加重视实验和观察,即更加重视搜集事
        实。这有利于运用自然规律解释自然现象,而发现自然规律(定律)就是科学家的任务。
        机械观对生物学的具体贡献甚小,包括哈维测定血液容量(这是他论证血液循环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和某些解剖学家的研究,特别是Giovanni Alfonso Borelli(1608-1679)
        关于行动的研究。四肢,关节和肌肉的运动最适于进行机械(性)分析。
        牛顿《(数学)原理》的出版(1687)大大加强了生理学的机械观点(“原理”在
        数学基础上对整个非生物世界作了机械性解释)。当时以对任何事物按物理学的力与运
        动来解释最为时髦,对生物学现象作这样的解释虽不恰当却仍然如此解释。例如对哺乳
        动物和鸟类的温血现象就用血液在血管中的摩擦来解释并流传150年左右之久。虽然只
        要通过几个简单的实验或者对躯体大小像老鼠或鸟一样的两栖动物和鱼的血液循环加以
        观察就会否定这种看法。这样轻率的物理学解释在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到十九世纪)
        对生物学研究是一种严重的障碍。
        Radl(1913:viii)很早以前就曾指出,物理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胜利在很多方
        面对生物学却是一次打击,对一些独特的生物学思想方式也起到破坏作用(直到十九、
        二十世纪这些思想方式才重新被采纳),如程序目的性(被贬低为寻求最终原因),系
        统思想,对性质,突现性质以及历史发展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不是遭到反对,讥笑就
        是被歧视。生物科学家对于物理科学家这类攻击的反应不外两种,一种是按物理学家的
        语言(“运动和力”)表述生物学过程,另一种是以活力论作避风港以起自然力进行解
        释。这两种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是到最近生物学家才拥有足够的理智力量建立一种
        既充分考虑到生物界的独特性,又和化学及物理学定律相一致的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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