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科学家

具有完全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两类学者——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声称科学史是他
们自己的本行。由于兴趣和能力的差异，他们各自的贡献也有所不同。科学家愿意选择
那些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例如，近来许多进化论学
者在研究讨论进化论时很少提到斯宾塞（H.Spencer）。这样怠慢斯宾塞并不是没有道
理的。不仅仅是由于斯宾塞的论述混乱，而且还由于他所信奉的一些思想概念都来自别
人，更何况当这些思想概念被他所汲取时都已陈旧过时。斯宾塞所借来的某些思想在当
时已十分流行并且很有影响，就一般人来说，是无可怀疑的正确。问题倒是作为科学家
的历史学家跨入社会学家的领域并不是他的任务。生物学家通常都缺少研究社会历史的
本领。反之，要求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对科学问题提出有见地的分析也是荒唐可笑的。科
学史由科学和历史这两门学问中汲取知识、启示和方法论上的支助，反过来，它也以自
己的研究发现贡献给科学和历史。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对科学史感兴趣是有充分理由的。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看
来，古希腊人是没有科学的，他们所拥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都由哲学家和医生操持。
中世纪以后有一种将科学从哲学和一般的时代精神中解放出来的不停趋势。在文艺复兴
时期和18世纪中，科学信念强烈地受到科学家对待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影响。笛卡尔学派，
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Deist）对宇宙论、发生说以及关于生命、物质、起源等
各种解释必然会具有不同观念。没有什么能比达尔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更
加明确地标志了科学已从宗教和哲学中解放了出来。从那时起就再也不能由作者的科学
著作看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除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即使是生物
学者关于进化论的著述也是如此。
这股科学解放的潮流对科学史的编纂写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回溯过去，时间越早，
当时的科学知识贮备就越少，影响也愈不明显。而一般的理智气氛（intellectual
atmosphere）的影响却显得越发重要。就生物学而论，直到1740年左右科学问题才开始
从一般的理智论争中分离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最宜于讨论生物学史中较早时
期的问题；而19、20世纪的生物学专门学科史则完全被科学家掌握，直到新近才职业化。
这种情况可由新近出版的一些生物学专业领域的科学史很好地说明；例如Dunn，Stubbe，
Sturtevant等人的遗传学史，Fruton，Edsall，Leicester等人的生物化学史，Needham
及Oppenheimer著的胚胎学史，Baker及Hughes的细胞学史，Stresemann的鸟类学史等等。
虽然这些不过仅仅是大量文献中的少数几个例子，却足以表明科学家是能够胜任历史研
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