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燃眉” 我国原料药面临挑战

　　一直以来，价格优势被认为是我国原料药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之一，但随着全球要求推行“绿色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很多国际大企业采购时关注的不仅仅是价格，原料供应商是否符合环保条件也成为考虑的因素之一。

　　特别是如今，环保已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一部分，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成为国际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对于中国制药行业来说，“绿色生产”不仅仅是压力，还有机遇，因为制药企业环保投入成本里蕴含着机会成本，高水平的污染治理能力将意味着未来企业发展和贸易机会。

　　《哥本哈根协议》虽然只是一份“草案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向全球作出重大减排承诺的中国，目前已经在着手展开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

　　在上述大环境下，当前制药行业的一组数据显得尤为刺眼——占GDP总量约3%的制药行业却“产出”了全国污染总量的6%。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的一组预测数据同样惊心动魄，该数据显示，随着《制药行业水污染排放标准》缓冲期于今年6月30日到期，制药工业将为达到这一标准而投入数百亿元的环保资金。

　　面对低碳潮流和环保新政，国内的制药工业尤其是化学原料药工业如何调整结构，如何化危为机，无疑将成为2010年制药行业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2009年年末，对中国的制药工业企业而言，一下子上了两堂生动的环保课。一堂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堂在中国山东淄博。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专机飞往哥本哈根出席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在哥本哈根的近60个小时里，温家宝总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并最终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时间回到2009年12月8日，正当来自全球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在哥本哈根就减排目标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场中国制药行业的“哥本哈根会议”在中国山东淄博高调召开。国际原料药巨头荷兰帝斯曼公司当日正式对外宣布，其使用绿色酶法工艺生产的头孢氨苄原料药“DSM纯安”在淄博公司正式上线投产，国内两家大型制药企业山东新药制药有限公司和广州白云山制药有限公司当日即与帝斯曼签下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按照协定，今后山东新华和白云山制药生产的头孢氨苄制剂将全部采用“DSM纯安”。

　　两堂课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温总理全力促成《哥本哈根协议》，足见中国政府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而帝斯曼在华战略布子绿色原料药生产线，以及国内两药企抛弃原本廉价的原料药，立马扑向价格更为昂贵的绿色原料药，则显示出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国内外制药企业已经在抢先布局绿色制药市场。

　　实际上，2009年12月7日闭幕的200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2010年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并借此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因此，名声不好的化学原料药行业今年的环保压力铁定不会比2009年轻。

　　于2009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七届二次理事扩大会主题虽是新医改，但在最终的会议纪要中，还是两度提到了环保。

　　据悉，目前制药行业面临的环保压力除水污染排放标准外，制药行业其余“两废”——废气和固废的处理也正在逐步被提上日程。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已经进一步明确了医药工业固废的范围和处理要求，包括化学药品原药制药、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兽用药品制造和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等多个子类的危险废物已经有了惟一的“废物代码”。

　　此外，随着金融危机影响谈却，化学原料药行业逐步复苏，2008年传出的制药行业“双高”目录，亦有在2010年被再度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

　　据了解，所谓“双高”，即高污染和高环境风险。一般来说，“双高”目录多指企业目录。不过，考虑到行业的特殊性，制药行业的“双高”目录主要针对具有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产品和工艺制定的目录。而原料药生产企业一旦被定性为“双高”，也就等同于被打上了死亡的印记，因为国家相关扶持政策都会避开 “双高”企业，一向注重环保指标的欧美采购商，估计也不会再跟这类企业签单。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沈贤姬告诉记者，早在2008年1月8日和22日，当时的环保总局（现为国家环保部）相关人员就曾两次到该协会探讨“双高”目录制定原则。当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已淘汰工艺但还在生产的，以及原料药出口把污染留在国内的，均会被考虑进入目录。”

　　事实上，造成“原料药出口把污染留在国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内的化学原料药产业由于产能过剩所引发的恶性竞争，企业间相互压价才导致出口时“环保成本”被忽略不计。不过，这一现状已经在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2009年12月，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联合工信部消费品司开展的VC原料药行业摸底调查就是一个印证。上述两部门根据现场调查结论认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违规审批和建设新增VC原料药产能的项目，“导致我国VC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

　　有业内人士指出，不计治污成本做出口的，事实上不光存在于VC行业，诸多抗生素中间体例如7-ACA事实上也存在上述问题，据悉，7-ACA价格低于每公斤110美元，全世界其他工厂都要亏损，而近两三年来，我国同类产品价格最低的时候供应价格才每公斤才70多美元。

　　众所周知，当一个产业发展到过剩时，往往会陷入满足现状的泥潭，而忘记最重要的事情——即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进而获得全新的竞争力。

　　因此，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哥本哈根引发的低碳经济热潮，其实对于中国的制药行业尤其是化学原料药行业来说，不仅仅是压力，还是机遇。2010年，对于每一个相关企业来讲，确实是到了该思考如何在未来的绿色制药产业链中谋求一席之地的时候了。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直至哥本哈根，谈判一路艰难。而导致如此艰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转让问题。

　　去年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在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发达国家勉强同意建立一个技术机制，但极力将这一机制弱化为只有信息交流和咨询的功能，这样的机制无法使技术转让“经济”地发生，与发展中国家用得起、用得上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希望相去甚远。

　　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随着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兴起，未来不论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竞争要素就是环境友好型技术。

　　去年12月8日，一场中国制药行业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度将行业的聚焦点落到了荷兰帝斯曼公司身上。

　　中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理事长蒋惟明在当日的“DSM纯安”上线投产发布会上表示，绿色工艺在中国抗感染领域的应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并盛赞帝斯曼以创新性的技术突破了化学原料药产业先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为行业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不过据记者了解，其实在2009年11月中旬召开的第63届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中间体、包装、设备秋季交易会上，一向低调的帝斯曼公司抗感染部大中华区总裁胡坚就已经对外表示，酶法头孢氨苄生产线目前已在淄博公司建成是参展原料药会的主因。

　　无独有偶，2008年《制药行业水污染排放标准》颁布前夕，帝斯曼与国内原料药生产企业张家口制药集团合资建设的“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工业点源治理项目”污水处理中心正式启用。

　　有分析就认为，帝斯曼总能踩准点“出菜”，除了敏锐的政策嗅觉外，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手中握有技术。

　　很显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是有价值的，这也是那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不愿意无偿或廉价转让技术的根本原因。

　　由于本次全球气候会议的《哥本哈根协议》仅是一份“草案决议”，未对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方面的义务作强制性规定，因此，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中国的制药企业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在制药环保领域展开旧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研发。

　　基于上述现状，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对化学原料药企业采取的一味关停或搬迁的做法，亦存在商榷的地方。过剩产业确实需要通过政府一定的干预使之尽快恢复或接近供需平衡状态，但在国内巨大的化学成药需求下，一味地强调产业转移，同样不是最佳出路，真正的出路其实在于引导企业做技术升级。

　　不过，也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国内企业应该学习跨国企业培养对政策的敏感度，积极、主动应对环保新政。

　　 “当政府不再继续听任企业将环保成本转移为社会成本时，制药企业特别是化学原料药企业就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工艺线路。”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沈贤姬如是认为。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化学原料药企业虽未在技术自主研发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其下游的化学成药企业如白云山和新华制药在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后选择了基于绿色工艺的原料药。

　　与帝斯曼签约当日，白云山总经理陈矛向本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由于绿色酶法主要原料为酸、碱和酶，几乎不使用其他任何特殊的化学品，完全不使用致癌化学物质二氯甲烷，若使用“DSM纯安”生产每40000万粒头孢氨苄胶囊，即可减少5.5公斤二氯甲烷的使用量。另外，由于没有残留溶剂，其纯度也会更高，药品的毒性和不良反应率都将大大降低。

　　已经将酶法应用于自身工厂的健康元董事长朱保国算账时考虑得则更加深远，在他看来，外界认为用酶法生产7-ACA的成本比传统的化学合成法高，其实是未将环保处理成本算进去，因为，“如果算上化学合成法的后期环保成本，采用酶法的综合成本相对便宜很多。”

　　事实上，除了上述可以立马计算出来的经济账，制药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向低碳经济靠拢所获取的收益其实还有不少。

　　当前，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今年将展开低碳经济试点工作后，地方上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次第展开。其中，值得企业注意的是，地方在进行的新兴产业布局时往往会借力信贷、所得税甚至出口退税等金融财政手段。

　　此外，为服务新医改而于去年11月出台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已经明确表示，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药品有望获得优质优价，基于低碳和环保技术的药品生产商无疑将成为该《意见》的受益者。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自去年的全球气候会议召开之后，其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不过可能很多业内人士都未必知道，如此环保的低碳城市中，竟然隐藏着一二个医药谷。

　　上述医药谷其实包括丹麦的哥本哈根地区和瑞典南部的Skane地区。在医药谷中聚集了大批医院、大学、科学园和企业联合从事药物、生物和医学技术的研究和生产。医药谷有1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每年出口达40多亿美元。在这些大企业中，世界上最大的治疗蛋白生产企业之一——诺和诺德公司就坐落于此。另外，哥本哈根的财富增长也主要来源于医药谷。

　　据了解，目前尝到甜头的丹麦，在欧盟的推动下，正在牵头规划沿波罗的海生物医药带筹建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德国、瑞典、挪威、冰岛、芬兰、波兰和丹麦等国家。

　　丹麦的经验说明，不能一棒子“打死”制药行业，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药物和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