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1965年出生在云南昭通,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化系,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多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 37岁时,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积极将理论成果用于帮助和指导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对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的研究,为揭示人类的扩散与迁移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2002年,张亚平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以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奖项。 3月23日,经济观察报刊载了记者晏礼中对张亚平的专访《张亚平:枯燥的乐趣》。以下为访谈摘要。 经济观察报:可否谈谈你的童年? 张亚平院士:我1965年出生在云南昭通,那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县城,在云贵川的交界处。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父母都是昆明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从小对自然的东西比较好奇,喜欢养鸽子,觉得放出去还能飞回来,是件很神奇的事情。小时侯,我过得还是比较自由的,因为父母都是搞水利地质的,经常在外面出差,所以很少有时间管我们。不过,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反复强调,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以后的发展完全要靠我们自己,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供我们读书。所以,我从小成绩就特别好,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我都是我们地区成绩最好的。 经济观察报:成绩好是因为父母的“强调”而有了压力吗? 张亚平院士:也没什么压力。就是从小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父母也鼓励。不过,那时候也没什么书,有书也没钱买,我读的书,大多都是借的。先找一个人借书,说好五天还,然后花两天看完,再把这书拿去找另外的人换书,让那人三天还。这样,我中间倒倒手就能多读一本书。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书对你影响最大? 张亚平院士:小学时,经常看《三国演义》,看到“桃园三结义”,“关云长走麦城”时,会被感动得流眼泪。后来也喜欢看农民翻身斗地主、抓特务,讲英雄人物的小说。我那时就特别欣赏小说里的英雄人物,因为英雄人物,一般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敢于为自己的事业奋力拼搏。当时读的时候也许没觉得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熏陶对我后来的成长和性格形成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对科学家有认识是什么时候? 张亚平院士:我上中学时,正好是1970年代末,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有一篇叫做《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读完那篇文章我特别激动,觉得探索科学奥秘是件很神气的事情,科学家很崇高,很伟大,那时候也没想要当科学家,但我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了。后来,我跟很多科学家聊天,才知道,他们很多人也都受过这篇报告文学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报考大学时,为什么选择学生化? 张亚平院士:这挺偶然的。昭通那时候信息还很闭塞,选专业时,对“生化”也没什么概念。只是听生物老师讲,未来的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我高考时,生物和化学成绩都不错,复旦大学也有名气,刚好生物系又有个生化专业,就报考了,也录取了。 考之前,生化是怎么回事一点不知道,进去之后,才知道这个专业非常热门。我还记得当年一个高年级师兄到新生宿舍聊天时说,我们生化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是全校最高的,恭喜你能考进来。但是,这里压力也很大,每年都有人会患精神病,你要当心。 我当时的高考分数是云南地区最高的,但还是比生化系的平均分低了几十分,这与刚高考完的良好感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巨大的压力让我心里发慌。我就对自己说,这地方太厉害,首先要稳住阵脚,不要得精神病,然后争取顺利毕业。后来才发现,毕业并不是那么困难,得精神病也不太容易。 经济观察报:听说你在考研究生时差点改行去学经济,这是为什么? 张亚平院士:当时,复旦大学的学术风气挺自由的,同学们都可以自由地转专业。我有个老乡是学经济管理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说,国家在搞改革开放,今后经济管理对国家的发展是最有用的。这听上去很鼓舞人心,受他的影响,我也选修了一些经济管理的课程,想去考经济管理的研究生。 经济观察报:后来怎么又没考了呢? 张亚平院士:我的经济学知识只是选修听了些课,然后自学的,功底还是差了一点,把握性也不大,想考经济管理的研究生是因为受了“重要性”的感染。比较起生物学研究来,这个我更感兴趣,正是因为喜欢,成绩才好的。 经济观察报:学经济管理课程对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帮助吗? 张亚平院士:从理念上能有一些帮助,基本道理都是相通的。比如,在科研领域,很多实验都穿插在一起,怎么安排才能井井有条,科学的管理就很重要。在对研究所的管理上,经济管理中的一些方法也能启发我们去寻求一些制度。我从来不想把人管死,而是想搭建一个平台,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表演舞台,谁表演得好就上来,表演得差就下去。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选择回昆明读研究生是因为离家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张亚平院士:离家近并不是主要因素,主要还是对动物的遗传比较感兴趣。云南的动物资源很丰富,当时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回来可能会对研究有帮助。除此之外,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施所长在这方面做得挺好,他正好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 经济观察报:刚开始做实验时,感觉如何? 张亚平院士:刚开始入门做实验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当时,我导师是做染色体细胞遗传研究的,做得非常好,我来以后,他想做一些DNA分子的研究。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研究,细胞遗传学比较传统,而DNA是当时比较前沿的学科,施老师看到DNA分子研究正在高速发展,所以希望把这个新领域做起来。 经济观察报:刚开始进入这个新领域时的感受如何? 张亚平院士:感受就是条件太差,那条件比小米加步枪还差一点吧,现在所有说自己条件不好的地方都比我们当时的条件好。当时我们连基本的实验条件都没有,是施老师把他做其他课题的经费抽了一点出来,买了些简单设备,凑起来,勉强开始的。比如说,现在做DNA实验,都是从一个管子移到另一个管子,不同地混合,管子不能污染。但我们那时候,没这个条件,只能用注射器那样的滴液器,用对比稀释的方法,每次都要洗,特别麻烦,直到后来,施老师买了一个微量仪,再不用在烧杯里来回洗了,一下子方便了好多,简直跟宝贝一样。那时候,订个试剂一等就是几个月,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人送来。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条件下,实验成功率高吗? 张亚平院士:当然不高,比如做DNA实验要跑电泳,我们要在紫外灯下通过照相的方式把结果纪录下来,但我们上海产的紫外灯管质量不过关,照片上灯管的图像比我们要看到的条带图像还要强,这样的结果都是不能发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