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换科技体制的良心----范良藻访谈印象（二）

这20年把握住了，那中华民族就会腾飞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中华民族屈辱了将近200年，现在我们盛逢难得机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民族振兴。但是众所周知，很多人，还有某些国家是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的，绝对不愿意看到。从90年美伊战争之后这种趋势就看的越来越明显了。但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却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因为他们手伸的太长了，他们要做世界的警察，他们暂时还没有可能和力量来完全封锁我们、压制我们甚至于欺负我们。在目前中国和俄国，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多共同利益，像反恐还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就是20年，这20年错过了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谁也回答不出来。这20年把握住了，那中华民族就会腾飞。”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能不能迎头赶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时间太短了，或者说时间还不够，必须要在这20年内迎头赶上，否则就遇到民族将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都用做两弹一星的速度来做的话，20年可以成长两代人才，十年树人，百年树木，20年两代人才出来了。”

范良藻出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民族振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认识，再次提出必须在有限的20年内，乘着某些国家“暂时还没有可能和力量来完全封锁我们、压制我们甚至于欺负我们”的20年的宝贵时机，在科技领域加快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创新。对于这样一个紧迫的课题的理解，从他的话语中间可以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必须树立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如果不在这20年内迎头赶上，就将遭遇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二是民族科技振兴也需要民族自信心，必须树立“20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和时间意识。如果能够发扬当年做“两弹一星”的精神，20年内的可以塑造两带科技接班人才，能够成就很多创新突破。

 

发掘没有被发掘的国内科技精英，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关键

 

“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全世界科学技术大师就4千个，可是荒唐到什么地步呢？荒唐到我们中国占几个呢？华人占13个，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占两个，我们的科技大师就是两个，我说这纯粹是胡说，难道我们中国的科技大师就两个吗？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你自己不去报道，有很多科技大事压在那里，不让它出名，别人也不知道你有啊。”

“真的是两个吗？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两个，而是中国华人科学家，国内和国外加在一起是一千个。国外对我们的估价少了500倍。”

“你说一千个，道理何在呢？我马上可以把数据取出来。90年代在美国时，现在在美国60个最著名的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前三名大多是大陆去的华人，因此有人说美国未来的科技领袖是中国人。我们这么多年，出国的人数现在不谈了，现在人太多了。以前出国能够得到资助的，一出去就能够到一万美金甚至是一万五千美金的这些中国优秀的学生有多少呢？有十万个。中关村像我这样的一些老人，我们就是老俩口大眼盯小眼，我们的孩子95％的走了。在这十万人当中，根据有关人的统计成为美国科技界栋梁的有500个，占了美国科技精英的三分之一。可以到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去看，哪个学校的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的系主任不是中国人呢？你去微软的中心看一看，三分之一的科学家都是华人，难道他们不是我们祖国的儿女，难道他们到了美国才变成科学家？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们既然有十万个大学生，十万的子弟到美国成了科技精英，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出国的还有多少呢？起码还有200万到300万个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里，跟到美国出国这些人的智商、努力程度相似的，比那十万人要多得多。因为机会不平等嘛，说穿了，我们作为中科院的研究员，我们作为清华、北大的教授，我们的孩子有先天性的条件可以出国，而广大农村地区，有很多杰出的青年，比如华罗庚就是农村的，比如袁隆平也是农村的，他们要获得足够的机会要比我们少的多得多。所以大多数有为的青年、有才华的青年出国的比例是不多的。 ”

“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告，中国跟美国科技精英是相等的，30岁到45岁的科技精英也绝对不会少于500个，有可能上千的。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没有被发掘的科技大师有上千个。当然我们的院士也是科技精英，但是他们的平均年龄都是60岁了，已经远远过了他们创造力最茂盛的时期，而发掘这些没有被发掘的科技精英是我们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指人才。如果不把这些人才发掘起来，那科技创新就等于是一句空话。”

范良藻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人才基础的潜力进行推理，按照目前有10万个子弟在美国成为科技精英，但是还有200万以上的大学生因为机会的不平等，而没有机会出国接受深造。这么大数量的国内科技学子为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明天打下了非常良好的人才基础，国家需要挖掘这些人才的潜力。

范良藻举了多个事例，说明中国人的智商在全世界也是一流的：

“以前出国能够得到资助的，一出去就能够到一万美金甚至是一万五千美金的这些中国优秀的学生有多少呢？有十万个。”

“到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去看，哪个学校的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的系主任不是中国人呢？你去微软的中心看一看，三分之一的科学家都是华人”

“现在在美国60个最著名的研究院所的研究生前三名大多是大陆去的华人，因此有人说美国未来的科技领袖是中国人。”

既然国内有这么多的可造之才，国家的科技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怎么样满足这么多人才的成才欲望，怎么样尽可能的创造接近国外科技发达国家的成才环境，怎么样让更多有潜力和创新天赋的莘莘学子加速向科学家、科技大师的目标迈进，自然应该成为目前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必须首要考虑的任务之一。

为什么同样的智商、同样的教育基础，出国和不出国取得科技成就的成功率有很大的差距，一个方面是国外的科技水平整体较高，拥有一个较好的科研学术环境，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国外的人才教育和培养机制经过多年的完善，已经达到一个较为高效率的水平。而两者都是目前国内科技创新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大问题。其中后者，关于人才的培养选拔深造问题，就是范良藻在本段集中呼吁的核心问题。

 

我们的千里马没有参赛权

 

“不是谁都能科技创新的，不是说你上了北大、清华以后你就自动成才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到了科研机关你就是科学家，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既然是精英，那就是少数。既然是少数，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发掘出来，而这些人显然没有在我们国家的视野之中。北京每年的专利有七万多个，大部分都是业余发明的，都不是职务发明的。就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漠视人才，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人在科技岗位居于高位，他们经常有一种下意识的“我就是人才”（的想法）。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千里马没有参赛权，只有所有的马参赛才能够分辨出谁是千里马。千里马没有参赛权，要靠伯乐去发掘，伯乐太少了，张金夫教授就是伯乐，聂荣臻就是伯乐。如果不是伯乐的话，看到千里马也不认识。所以到科技领导岗位上的人，自己不是千里马的时候，他自己是发掘不了千里马的。千里马是要去参赛的，为什么我们自从60年代荣国团得到乒乓球的个人五冠军，到了张之洞又得的世界冠军，到现在中国不是东亚病夫，在国际上是第三了，因为奥林匹克是要参赛权的。所以中国能够出来的一个是国家选拔的好，第二个这是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我们这里哪里有的公平、平等的竞争呢？我这样讲话难道不对吗？”

　　“我今天的讲话说穿了是作为科技界，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来说话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长官、部长先生们、大学校长们、科学院长们，如果你们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展开讨论，甚至于辩论，我在这里讲的每句话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来验证我讲的话是正确的。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有时间来说举例说明。”

智慧存于民间，科技创新亦然。范良藻用一句“我们的千里马没有参赛权”形象的形容国内民间的科技创新力量与现有的科技体制弊端之间的碰撞。

“北京每年的专利有七万多个，大部分都是业余发明的，都不是职务发明的。就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的就是国内的民间科技创新力量的宏大规模和无穷潜力。

但是面对这么大一个科技创新的民间宝库，国内的科技体制和科技主管部门是否予以了足够的重视？是否也象解放前的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一样，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的人民战争路线呢？

范良藻间接的揭露了国内一些身居高位的科技行政官员，在科技创新行政化管理的制度缺陷下，经常有一种下意识的“我就是人才”的想法，不能以高度的事业心、过人的远见卓识和宏大的气魄，不拘一格的选拔和提携人才。

在建国后，固然国内出现了张金夫教授、聂荣臻元帅这样的“伯乐”，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一是仅仅靠伯乐是否能够长久保证国家科技创新和宏观科技管理的良好局面，二是现在的科技管理部门这样的“伯乐”是很多还是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三是即使有了“伯乐”，面对制度的缺陷，面对很多“良马”不能够上场参赛的状况，是否连“伯乐”自己也要望“马”兴叹、自叹不灵光？

事实上，在一个有缺陷的人才选拔机制下，即使没有形成“万马齐喑”的颓败局面，但是其必然造成的很多真正有潜力的人才不能够脱颖而出的结果，也会使得再高明、再爱才的伯乐，也会喟叹“天下无才”。

范良藻言谈间表达出的高度的急迫感和责任感，不由不让所有关心中国科技创新前途的有认识之士肃然起敬。

 

穷乡僻壤也可以出人才，中国最需要的是发现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现在是从国民经济的需要转到国防的需要，北大、清华每年至今是吃皇粮的，我们创造了多少？不错，我们写了很多论文，培养了很多学生，也对科学技术有所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国家不少问题，否则胡主席也不会提出来我们现在要讲自主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了。如果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还需要主席来提出这个问题吗？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说明我们没有达到。为什么没有达到呢？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怪我的同行，我的兄弟、师长，和我的晚辈科技人才，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如果政府不给钱谁给钱呢？在美国是政府给三分之一，企业家给三分之二，而中国的企业家作为一个规模经济的企业家他们的财力不够，不可能养活上百万的科技人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盲目地反对官本位。现在大家都认为官本位，国务院不拨款的话，清华、北大怎么生存呢？拨了这么多款，清华、北大才发展了，这是一个人才库。现在市场经济使得我们企业家尽快现代化，才对科学技术提出更为迫切的需要。”

“一百个公民当中大概有一个是高智商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而我们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呢？13亿除以10，是1.3亿，除100是一千多万，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千多万的天才。这一千多万的天才如果有种种条件进行筛选，如果有万分之一的话，中国也应该出来一千个科学大师，怎么能说我们没有人才呢？”

“看看去年、前年，北大、清华的状元都是农村的，不是城市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有一对姐妹是顺义的，两个姐妹，一个妈妈，还没有父亲，两个人一个是清华的状元、一个是北大的状元，你能看不起农村吗？这是事实证明出来的，不要认为天才是出自城市，上帝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天才不是集中在大城市的，穷乡僻壤也可以出人才，所以我们应该有一大批的政治家，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科学家，而是需要政治家忧国忧民，他们去发现人才。 ”

　　“靠科学家发现人才不可能的。我们近亲繁殖，老师的学生当所长，学生的所长又当所长，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了，最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没有人才的竞争机制、人才的发掘机制。医学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几个电话一打，美国回来一批人，就建立了一个学科齐全的医学研究所。也就是说，没有大师的研究所不称为研究所，没有科学大师的校长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学。只有大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这种想法才能不断地发掘将要成为大师的人才，因为他们对他们没有威胁。弄一个三流、四流专家去当所长，他怎么可能去发现你是一个人才呢？他发现了压你还来不及呢。”

范良藻相信，中国的人才资源宝库非常巨大是无庸怀疑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科技培养、选拔和经费机制还停留在具有一定计划经济色彩的高度行政化管理的阶段。他一方面肯定了国内北大、清华等名校在这样的体制下集中国家的宝贵财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的成功事实，一方面也揭示了在优化人才选拔机制方面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任何在科技行政领域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只有具有高度的忧国忧民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才能够在自己掌管的领域很好的去发掘、选拔人才，而国家的资源、财力和权力，只有放在这样一心为公的政治家、管理者手中，才可以更好、更公平的分配，才可以产生更大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益。

确实，目前从事科技行政管理的一些官员，一方面以外行指挥内行的武断的、刚愎自用的态度，对专业科技工作者颐指气使，另一方面在科研经费分配、人才选拔深造培养机会的分配等方面以自己掌握的权利谋取私利，或者仅凭个人好恶就决定很多对于科技创新突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项，甚至有的管理者本身就是“三流、四流专家”，同时又属于疾贤妒能、狗肚鸡肠之辈，不仅不为人才的迅速成长和取得科技突破而高兴，反而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一味的压制和打击。

范良藻提出了国内科技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把科技权力、科技资源交给什么样的人掌管？他认为，科技行政管理者，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尽可能是大师级的人物，具有学术领域的权威性、创新性和得到社会公认，一呼百应；二是必须具备无私的意识，“只有大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这种想法才能不断地发掘将要成为大师的人才”。

上述结论，也是基于目前国内科技、学术创新的行政化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根本解决人才选拔机制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科技创新机制，而这样的改革，现在看任重而道远。

 

科技创新管理的行政化和市场化，两条发展路线有天壤之别

 

“在美国你压制不了人才。江湖上有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我们去卖糖葫芦。在美国这所大学，你的顶头上司，你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而你比他强的话，别的大学马上就会招聘你，所以你必须要爱护人才。你不爱护人才你的单位就存在不了。美国的斯坦福、哈佛大学都是靠校长赚钱的，不是靠国务院拨款的，它必须要爱护人才，使得人才在他这个学校能够成长，才能增加这个学校的知名度，才能给这个学校带来经费。而我们这里是吃皇粮。”

“我有一个朋友叫洪加威，他比我低两届。我是物理系的，他是数学系的，他是段学复教授的研究生。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大学生，可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是由于要政治挂帅，要又红又专等等，使他进不了科学院，也留不了人大。结果就把他分到一个北京市的计算中心，还幸亏我的一个老上级叫田夫把他招去了，他到农村去了五年，77年回来了。他一回来在没有文献、没有书本的前提下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很快就去参加第一次世界计算机的科学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一个迷宫的故事，一个祖父、儿子、父亲走到一个迷宫，立刻引起世界的轰动。当时就有很多人留他，不要回国了。但他公开发表声明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要回去。没想到回到北京市科委时，原来研究所不要他了，说你那么出名，我这个所长……北京市科委就没有办法了，在计算机机械工程学院给他一栋楼，让他办一个北京工业大学的二分校，除了桌椅板凳、楼以外，他有什么能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呢？你给他多少支持了？最后无奈之下二次又返到美国。到了美国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但是美国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所当研究员。你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身份的美国人是不用你的。但是美国人知道他很厉害，所以他就当了研究员，很快就当终身教授去了。所以人家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是搞微分几何的，他发明了一个软件可以加工任意曲面形状的加工镜，这一个软件就七万美金，他就成了美国的，有人说有两个FBI保护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国宝。能说我们没有人才吗？他今年60多岁了，那就是50年代真实的情况，也就是现在在30几岁和40几岁人才的缩影，一定是这样的。”

范良藻以美国为例，讲了一个人才是怎么样通过市场化的自动作用，他的价值被自动的发现的。对此“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最形象的说法。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和效果？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很多科技人才的守土意识、人才流动观念方面还存在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的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决定了人才的评价、选拔、流动都被一些行政人员把持，而他们中间很多人思考问题并不是从做科技创新和做事业的角度出发，而是象上面所讲，有各种各样的非科技化的考虑。只有通过市场，既可以客观而公正的检验一个科技人才的价值，又可以把人才放到一个公开、开放的环境中间接受选择和考察。

在科技领域，市场才是检验科学价值的最高标准。可是，显然国内还没有充分的贯彻这样的原则。

范良藻以他的校友洪加威为例，在国内受到的待遇就是“原来研究所不要他了，说你那么出名，我这个所长……”，而对此，更高一级的北京市科委，没有按照“能者上，庸者下”的认识事物的正常道理很好的安排洪加威的工作，当然也就谈不上更好的发挥这样一个杰出科技人才的作用。就是我们国内体制性的缺陷，竟然逼着这样一个国外视作国宝的人才再次出国。

“他就成了美国的，有人说有两个FBI保护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国宝。”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能够说这不是中国科技体制的悲剧吗？我们能够说，一些身居高位的科技行政管理者，让我们的国宝流失，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犯罪吗？他们想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挽留，去争取吗？恐怕一己的私利，早就大过了公平二字了吧！

“美国人知道他很厉害，所以他就当了研究员，很快就当终身教授去了。所以人家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又从反面说明了国内、国外两种路线，导致的科技人才的冷暖两片天。

访谈至此，话题的沉重感压迫我们几乎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