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教授：“青千”给青年学者教授职位还应谨慎
安志强，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休斯顿）布朗基金会分子医学研究所德州药物研究中心主任、Robert A. Welch化学领域杰出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肯塔基大学博士，曾任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生物药物研究中心主任、Epitomics公司首席科学官。目前主要从事癌症特异性抗体药物的抗药机制研究及针对癌症和传染性疾病的抗体研发。
9月12日上午，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办、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和国家外专局等单位支持的“首届国际青年生命科学家亦庄论坛”在北京亦庄开幕。
为进一步了解中外生物医药行业在投入和产出上的现状、青年科研工作者如何在读书工作中获得很进一步的提高，科学网记者对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休斯顿）教授安志强博士进行了专访。安志强对企业经历、论文发表、基金申请等科研领域的热门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鼓励年轻学者多学多做、夯实基础，未来取得更好的成果。
问：安教授，感谢您回国分享经验。据我所知，您经常会回国参加类似的学术会议和交流项目，并与国内的科研院所共同发表过科研文献。是什么促使您持续的关注国内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并不遗余力的帮助这里的学者和企业呢？
答：现在美国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生命科学的研究了，学生主要就读的是医学、法学、经管等专业。在国外大学的基础学科读博士、做博后的，很多质量很好的学生也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青年学者并不陌生，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从个人角度来说，也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我的学生。我到中国一次一般也会参加不止一个学术会议，比如下周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有学术会议。除了北京这两个会议，上海和苏州也还各有一个，在一个星期内，所以行程安排比较紧凑也比较方便。
问：您分别在merck和epitomics担任过首席科学家，现在又来到了uth担任药物研究中心主任，您觉得曾经在制药企业的工作经验对您现在的工作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您是否认为青年科研学者都应该到企业中锻炼一下呢？
答：在顶级期刊上发文章是不能做重复性实验的，所以在实验室大家为了发文章很少会有人做重复的基础研究，这容易使科研人员对一些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掌握不够全面和扎实。但是在公司中，药的研发需要很长的周期，一环扣一环，每一步都要做的非常踏实，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下一步就不能继续。这使研发药物对基础研究水平的要求比在学校实验室里更高，很多人认为应用研究在企业里主要是针对产品问题，对学术的要求就不高了，这是个误解。我在药物公司工作过做回到大学之后，对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更有针对性了，也知道一些问题要怎么解决，成功率更高了。
现在美国的科研经费也比较紧张，怎么能得到公司的资助或者政府的基金，课题设题很重要。你知道公司在看重什么的时候，什么项目有可能出成果了，会更容易申请到企业资助。所以我也鼓励年轻人到公司做博后，这也不影响你以后再到大学去教书。
问：安教授，众所周知德克萨斯医学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中心，现在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医学、药学中心不断涌现，中国整合型的大型医学中心是否能获得与美国同样的成果？
答：二战之后美国在德克萨斯建立了医学中心，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这一块地方集中了50多家医学中心、大学医学院，工作人员超过10万多人。现在中国的重庆、厦门、深圳等一些城市，也在模仿医疗城的模式。模仿一个方法很快，但做出实际成果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问：中国近年来再不断加大医药产业的投入，但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请问造成这样差距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答：首先体制不一样。美国的私企、跨国公司对科研的投入是很大的。比如默克（merck）公司每年会投入8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研发，相当于500亿人民币。NIH也会设立一些基金，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募集的心脏病基金、艾滋病基金等等。政府干预的非常少，实验室可以直接跟企业沟通。中国投资的力度相对还是较少的，而且都从政府分配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的重大专项经费，很多流入了级别比较高的实验室，造成了较大的贫富不均现象。像美国有一些基金是专门设给年轻人的，比如在讲师升到副教授之前可以申请。现在的***可能好一点，总的来说科学的资助还是不能急于求成。
现在也是一个很纠结的时期，中国经济发达了，各方面也提高了很多。很多人愿意留学，也有很多人有条件但是不愿意留学，因为语言关很难过。现在中国也有很多顶级的研究成果，多数没有发表在中文而是英文期刊上。这样研究人员就应该强调自己的英语水平，当然我是希望中国好的研究可以发在中文的期刊上。像法国、俄罗斯科学家很少在《自然》《科学》上发文章，都是发在本国的期刊上。
问：那法国、俄罗斯是怎样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呢？可能在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文章，会在很多地方有一些“加分”。
答：他们有自己的考核体系，但这两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也不是顶尖的。如果为了影响因子的话，那肯定是在国际期刊上发文比较好，用中文发的话很多外国人就看不懂了。
但把文章看得太重可能对科研是有害的。比如我一个实验做了5次，只有一次的数据是理想的，可以说这个实验总体来说是失败的，但这一次的数据可以让你发文章了。这也是很多顶尖期刊的研究成果不能产出的主要原因。影响因子的问题对科学是否有害也是一直在讨论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别的方法人为的因素很多。这可能也是科研发展的一个必然时期。
问：安教授，您是微生物学和抗体药物方面的专家，这次您也带来了关于抗体药物抗药性的重要成果。近年来，抗体药物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您是否认为这才是未来医药行业或者说癌症等疾病的最终解决方案？
答：对，因为抗体药是专一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少，符合现在提出的“精准医学”的理念。
问：如果我国生物科学领域的学生希望出国深造，您会给他们哪些建议？
答：从我当导师的角度来说吧，我招过一个博士后，跟我的研究方向很不一样。他是做生物材料，蛋白染料方向的，可以说跟抗体药物没什么关系。但是他来我这报名，说有兴趣，我也觉得可以试试，他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新的思路，比较互补。如果博导招和自己方向一样的学生，也好也不好。所以学生去找导师的时候，也不用把思路局限在自己的某个研究方向上。
问：您工作之余有什么业余爱好？在中国很多生物的学者几乎没有时间发展他们的业余爱好。
答：长跑。我每天用1个小时在跑步机上跑10公里。做科研的人，我也跟我的学生讲，做生命科学，挣钱也很少，只为工作或学历的话也没有必要，不喜欢的话还是很难的。以后做教授的话竞争也很大，文章永远念不完，精力很重要。我看很多科学家也有健身的习惯。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接触过很多的中国科研学者和学生，您能给您他们一些建议吗？怎样让他们在科研的道路中越走越好？
答：搞科学不能急于求成，要安下心来。我有一些年轻的博后回中国找工作，一回来就是教授。不到三十岁就当了教授，可能会让他们在今后的一些奋斗上缺少了一些动力。钱学森他们20多岁回国就当教授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可以给他很好的实验室条件和宽裕的经费，但是没必要在级别上一下给到教授。
我也鼓励研究生们到别的国家、别的实验室去做实验，年轻时多用工，以后的日子就容易过了。这种“容易过”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研究者会越来越忙，但是会有更大的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
科学网记者马玥浩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国家外专局